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扎实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对于下一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指明前进方向。

中国经济起步有力

今年一季度，在政策靠前发力、外需维持韧性、新动能加速成长等因素支持下，我国经济顺利实现“开门红”。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3419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落在全年“4.5%至5%”增速目标的上沿。

会议对开年以来的经济表现予以肯定，指出“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向记者表示，整体上看，一季度宏观经济呈现较为明显的稳中有进态势，经济下行压力缓解。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推升国际油价、全球AI投资热潮带动芯片价格上涨，叠加国内“反内卷”持续推进，年初以来国内物价偏低的局面也在明显改善。这意味着，短期内宏观政策将继续保持定力。

不过，当前经济增长动能结构仍不均衡，内需不足与外部冲击压力并存。因此，会议也指出，“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向记者分析，从国内看，3月工业增加值、消费、投资等指标均较1至2月回落，消费修复不稳、房地产仍在调整，内生动能不足问题仍然存在。从国际看，外需面临边际走弱压力，3月出口增速明显回落，高基数与订单前置效应逐步消退，叠加地缘冲突推升油价与航运成本，全球通胀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后续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可能减弱。

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

用好用足宏观政策

有效的宏观政策、精准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会议强调，“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向记者表示，3月以来，美以伊冲突引发原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风险，输入性通胀压力与供应链扰动已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外部变量。

“在此背景下，二季度宏观经济运行仍面临一定压力。相较大规模出台增量政策，此次会议更加强调‘用好用足’现有政策，聚焦政策落实，同时强调政策发力的‘精准有效’，这也为后续应对复杂外部局势预留了进一步发力的空间。”袁海霞指出。

在王青看来，宏观政策稳增长取向没有发生变化。背后是当前经济运行仍面临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重点领域仍有风险隐患等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会议特别强调，“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对此，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向记者分析，这项评估旨在系统性地审视财政、货币、产业、监管等各项政策，确保政策方向统一、协同发力，从根本上避免政策效果相互抵消，增强市场主体的稳定预期。这意味着，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宏观政策之间必须保持高度一致，以防止出现“合成谬误”。

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具体到财政政策，会议明确提出，“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王青指出，财政政策在保持“更加积极”基调的过程中，下一步重点将放在优化支出结构上，坚持有保有压。

“一方面，党政机关要过紧日子；另一方面，把更多资金用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更加注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王青表示，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必须牢牢守住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 “三保” 底线。这也意味着，短期内财政政策不会进一步大幅加码。

董希淼指出：“财政政策的重点，已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董希淼进一步分析，当前工作重点是加快推进一季度已部署的财政政策落地见效，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与此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成为核心要求，资金将从一般性支出领域，更多地引导至惠民生、促消费、补短板的民生保障领域。其中，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关键所在。

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

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明确提出，“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保持流动性充裕”。

在董希淼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并未改变，但工具的使用会更讲究方法和时机。此前央行强调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将表述调整为“增强”。从“保持”到“增强”，或意味着央行将在适度宽松的总基调下，强化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提前布局、加强储备，以更好平滑经济波动。

袁海霞指出，“前瞻性”要求货币政策的实施要将国际环境变化与国内经济走势纳入考量，提前做出预判，保留充足的政策空间。在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维持低位的目标下，叠加当前物价边际回升，国内实际利率有所下行，降准降息的紧迫性有所回落。不过，在宏观债务规模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低利率环境仍需维持，政策利率调整仍有必要，后续操作节奏将更加灵活。

“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长动能修复、物价水平回升，二季度降息降准可能性不大。”王青表示，近期央行在短中期流动性方面持续开展“收水”操作，更多属于“削峰填谷”性质，不代表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政策基调发生变化。

王青认为，往后看，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外部经贸环境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出口增速趋于下行，下半年宏观政策大概率会在稳增长方向适度加码。其中，降息预计有10至20个基点的调整空间，同时不排除适度增发政府债券的可能，各项调控工具均具备充足发力空间。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直观反映出经济复苏的温度与活力。会议指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在促消费方面，明确“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王青分析，今年促消费政策重心在于优化供给，而非大规模加码需求刺激。政策发力方向逐步从耐用消费品，转向服务消费领域，通过补齐服务供给短板，更好地满足居民较快增长的旅游出行、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

温彬表示，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并首次将“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纳入部署，意味着政策重心从短期刺激转向供给优化。通过提升文旅、康养等服务品质和扩大升级类商品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同时以服务业扩能吸纳就业，缓解“无就业增长”压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增速较商品零售额高出3.3个百分点。据王青判断，后期代表居民服务消费的服务零售额增速会保持在5.5%以上，明显领先主要代表商品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扩投资方面，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传统基建补短板与新型基础设施并重，同时明确“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

在王青看来，下一阶段基建投资不会全面铺开，将重点投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重”领域），同时发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补齐民生短板。今年作为 “十五五”开局之年，一批重大项目将集中开工，基建投资“钱等项目”的问题有望得到有效缓解。“我们判断，全年基建投资将实现 6.0%至8.0%的较快增长”。

温彬预计，后续将加快财政资金拨付和专项债使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并以政府投资撬动社会资本，对冲房地产和民间投资下行压力。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曾透露，将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今年初步估算相关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

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

会议提出，“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

财信金控首席经济学家、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向记者表示，此次会议同步部署中小金融机构改革与资本市场信心稳定，释放出金融底层安全与宏观预期管理协同推进的信号，其核心在于统筹发展与安全。

伍超明指出，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旨在精准出清尾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而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具有多重战略意义，不仅能通过财富效应提振居民消费内需，更关键的是修复当前宏观预期的薄弱环节，并增强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为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长期资本支撑。

“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后续务实举措预计将内外双向发力。”在伍超明看来，对内将加快完善基础制度，通过常态化退市、强化分红约束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引导险资、社保等长线资金稳步入市；对外有望深化金融制度型开放，借全球流动性格局重塑之机，提升中国资产的全球配置吸引力。

从市场影响来看，伍超明认为，短期有助于平抑非理性波动，夯实市场底部并收敛波动率；中长期将推动估值体系回归基本面，促使资金向具备真实竞争力的优质标的集中，从根本上重塑资本市场生态。

安永大中华区审计服务市场联席主管合伙人汤哲辉向记者表示，本次会议明确提出“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标志着资本市场稳定已经上升为宏观金融稳定的核心环节。

汤哲辉认为，会议释放出清晰的政策信号，国家正致力于推动资本市场从短期政策驱动，走向长期制度赋能，将为A股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注入最核心的信心与动力。后续预计将推出一揽子配套举措稳定资本市场。具体来看，资金端要打通“长线长投”的入市堵点；资产端要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与投资价值；政策端要优化市场基础设施与预期管理。

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会议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分析， 现阶段“人工智能 +”采用夯实基础设施+拓展应用场景并行的双轨推进模式。基础设施层面，重点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基础软件与开源生态，探索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应用拓展方面，政策明确推动AI与制造、医疗、教育、金融、交通、能源六大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并设定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与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70%的量化目标。

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对记者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关键在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当前政策已明确行业发展路径，依托精准有效的政策支持，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其中，在科学技术领域重点发展AI for Science，在产业发展领域重点发展智能制造，在消费提质领域重点发展新终端与新场景，在民生福祉领域重点发展医疗/教育/养老AI应用。

曾刚认为，相较于十年前提出的“数字经济新形态”，此次表述升级体现了我国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更深层认识。从技术基础看，“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架构是信息互联互通机制，而“智能经济”则以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大模型、智能体技术为核心引擎，实现从“连接经济”向“认知经济”的范式转换。智能体不再仅作为工具属性存在，而是直接参与生产决策的主体力量。从业态创新维度分析，“智能原生”的商业模式逐渐涌现，这类新产业形态从底层设计上就遵循AI 驱动逻辑，不同于传统产业的被动数字化改造。这种“新”不属于量的累积，而是涉及经济增长动能、组织形式和价值创造方式的质性突破。

刘斌表示，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表述从“打造”升级为“发展”，意味着智能经济已从概念提出进入具体推进阶段。“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的生产要素，相比传统经济，智能经济的新特点就是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二是新的生产范式，从“数字经济”的线上化、自动化，升级为AI驱动的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优化，全面重构生产全流程，并催生全新的经济形态；三是新的产业形态，智能经济不是单一产业，而是AI全面渗透一二三产业，形成“人工智能+”的融合生态；四是新的价值创造模式，智能经济的价值创造转向数据—算法—场景闭环，实现价值共创、共享、共赢。

曾刚指出，人工智能治理的重点在于构建“创新包容与风险防范”的动态平衡机制。当前治理聚焦点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算法透明度与决策可解释性的规范化要求；其二，针对生成式AI虚假信息、深度伪造等内容安全问题的管控机制；其三，智能体自主决策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归属与追溯机制。曾刚建议，推行“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框架，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应用场景，实施差异化管理。